探索《隋唐演义》的思想主题,其塑造了一些维护封建伦理关系的人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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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演义》,清代长篇白话历史演义小说,由清初时期文学家褚人获创作,是一部兼有英雄传奇和历史演义双重性质的小说,以隋唐历史为题材,其中的经典段落,经久不衰。接下来小编就和各位读者一起来了解,给大家一个参考。

全书整体结构以史为经,以人物事件为纬,以隋炀帝、朱贵儿、唐明皇、杨玉环的“两世姻缘”为大框架,讲述自隋文帝起兵伐陈开始,到唐明皇还都去世为止一百七十多年的传奇历史;小说文字描写灵活多变,或铺陈华丽,富有时代气息,或用笔粗豪,人物形象鲜明,铺叙了隋炀帝奢靡的宫闱生活,隋末群雄起兵,李世民统一天下,武则天荒淫乱唐,以及唐明皇、杨贵妃的风流艳事。书中对隋亡后十六院夫人流落江湖的同情,对秦琼英雄失意的感叹,与作者在明亡以后“鹱落”、“困顿”的遗民心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隋唐演义》是在以前关于隋唐的正史、野史、民间传说以及通俗小说的基础上汇总加工而成。它的诞生标志着说唐题材小说创作的转型,同时也代表了明末清初长篇白话小说发展的一种趋势,其成功经验对此后的小说创作如《红楼梦》等也有一定的启发、示范作用。

思想主题

历史兴亡

由于题材来源的复杂性,《隋唐演义》体现的历史观也比较复杂,褚人获在总结隋唐两代兴亡教训时继承了传统史学的道德理性精神。第三回开篇有这样一段议论:“从来国家吉凶祸福,虽系天命,多因人事。既有定数,必有预兆。于此若能恐惧修省,便可转灾为祥。所谓妖由人兴,亦由人灭。若但心怀猜忌,欲遏乱萌,好行诛杀,因而奸佞乘机,设谋害人,此非但不足以弭灾,且适足以酿祸。”这可以说是作者的历史观的总体表述。他一方面承认“天命”的存在,但同时也肯定了“人事”的重要性,而且认为“国家吉凶祸福,虽系天命,多因人事”。第二十九回,作者有意增加了一段袁紫烟观天象的情节,袁紫烟在回答隋炀帝所问的帝星摇动问题时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此乃天意,恐非人力能除。惟愿陛下慎修明德,或者其祸自消。”她认为君主修德就可以挽回“天心”,但遗憾的是,“任你天心显示,草木预兆”,隋炀帝本人却“只做不见不闻”,为隋朝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探索《隋唐演义》的思想主题,其塑造了一些维护封建伦理关系的人物形象

第八十八回,作者这样写道:“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所赖为君者,能觉察于先,急为翦除,庶不致滋蔓难图。更须朝中大臣,实心为国,烛奸去恶,防奸于未然,弭患于将来,方保无虞。若天子既误认奸恶为忠良,乱贼在肘腋之间而不知,始则养痈,继则纵虎。朝中大臣,又询私背公,其初则朋比作奸,其后复又彼此猜忌。那乱贼尚未至于作乱,却以私怨,先说他必作乱,反弄出许多方法,去激起变端,以实己之言,以快己之意。但能致乱,不能定乱,徒为大言,欺君误国,以致玩敌轻进之人,不审事势,遽议用兵。于是旧兵不足,思得新兵,召募之事,纷纷而起,岂不可叹可恨!”这比较清楚地揭示了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归根结底,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唐玄宗自己的怠政和用人不察,过分沉迷于个人的情感,于是“驰了朝纲”,对杨国忠、安禄山的种种不轨行为坐视不管,最终重蹈隋炀帝之覆辙。

国家的兴亡,“虽系天命,多因人事”,冥冥中虽然有一个定数存在,但只要统治者“能恐惧修省,便可转灾为祥”,这可以说是作者历史观的核心内容。总的来说,作者从理性的角度思考国家兴亡时是肯定“人事”的,尤其在对隋炀帝、唐玄宗的具体分析方面带有较浓的理性成份。但传统的道德理性观念无法解决一切问题,因此在遇到一些具体问题时作者又不得不搬出非理性的“天命”、“天数”。如窦建德是作为一个正面英雄形象来塑造,在小说中作者突出了他的品德,也强化了他得民心的一面。窦建德兵败被擒,他治下的百姓哀痛不已,他们说:“夏王治国,节用爱人,保护赤子,时沐恩泽。今彼一旦失国,我侪小民,如丧考妣。”就连郑国的百姓也为他感到惋惜:“那个夏王,闻他在乐寿极爱惜百姓,为人清正,比我们的郑王好十万倍。那皇后更加贤明,勤劳治国。今不意为了郑王,把一个江山弄失了,岂不可惜。”这样一个英雄为什么会落得这样一个悲剧下场?作者无法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就只好将一切都归于神秘的“命”和“数”。第五十八回,作者借徐懋功之口作了这样的解释:“窦建德外有良臣,内有贤助,齐家治国,颇称善全。无奈天命攸归,一朝擒灭,命也数也,人何尤焉!”

作者在谈到隋时多强调“人事”,但一关涉到唐就会奢谈“天命”。如在小说中曾一再预示李氏当兴,第二回隋文帝的洪水淹城之梦早就为全书奠定了基调;“真命天子”李世民则处处受到“天”的垂爱,每到危难之时就会有神灵出来救护,而其他英雄无论如何贤能,在这个“真命天子”面前则注定要以失败告终。然而即使李世民也不能违背“天命”。在他晚年,天象预示有“女主昌”,而民间也流传“唐三世之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的“秘记”,为此李世民杀掉了小名叫“五娘”的功臣李君羡,但他所作的一切都无济于事。武氏“代有天下”,这是“天之所命”,因此人力无法改变这一现实。尤其是李世民明知“才人姓武有碍”,但却因私情不忍与之分手,这就是人的弱点,在“天命”面前人显得是如此的渺小、无助。武氏篡位是天命,而玄宗因痴迷杨妃而失国更是前世注定之事,这一切都是人力所无法改变的。由此可见,《隋唐演义》的历史观是比较矛盾的,它摇摆于“天命”与“人事”之间,但总体来看又是向天命观倾斜。

探索《隋唐演义》的思想主题,其塑造了一些维护封建伦理关系的人物形象 第2张

封建伦理

《隋唐演义》塑造了一些维护封建伦理关系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有时作者还对伦理关系表达自己的看法,宣扬对封建伦理的遵守。

褚人获在小说中主要塑造了以秦琼为核心的一班忠臣义士典范。第四回,秦琼父亲北齐领军大将秦彝为君死节,作者赞誉“苦战阵云昏,轻生报国恩”,秦琼祖父北齐武卫大将军秦旭亦为君尽忠,作者亦称“血战将军志不灰”。秦琼幼时,即因听母教诲,得到“赛专诸”的称号,后齐郡欲得秦琼为捕盗都头,在母命下,秦琼才同意。第九回,秦琼滞留潞州日久,其几个通家好友不时“馈送些甘供之费,又兼省问秦老伯母”。 第十一回,单雄信叮咛秦琼求荣不在朱门,悄送秦琼数百金。第十二回,秦琼因皂角林事被捕,单雄信多方营救,后秦琼被罚充军幽州,单雄信又附信彼处朋友张公瑾代为周全。第十五回,秦琼自幽州返回,秦琼母命秦琼拜妻子:“你不要拜我,拜你的媳妇。你三载在外,若不是媳妇孩儿能尽孝道,我死也久矣,也不得与你相会了。”秦琼拜谢时,张氏说“侍姑乃妇道之当然,何劳丈夫拜谢?”夫妻对拜四拜。第二十二回,秦琼把母亲寿辰的时间曾告诉王伯当,邀伯当到时相聚,伯当不仅自己去拜寿,还邀上单雄信,单雄信又发下令牌,通知同路朋友。第三十七回,因闻徐懋功述说罗士信为一英豪,尽管罗士信年龄小秦琼很多,秦琼却与罗士信结为兄弟,罗士信对秦琼母亦称母亲,对秦琼妻张氏称嫂嫂,张氏待之也如亲叔一般。后在四十四回中,因宇文述诬陷秦琼为杨玄感逆党,秦琼母妻亦要被拘提,差官来到秦琼鹰扬府,罗士信道“下官与秦都尉,是异姓兄弟,他临行把母妻托与我,我岂有令他出来受人凌辱之礼?”直至自己也被计入陷车,后打破枷锁,救出秦琼母妻,又去报仇。第三十九回,窦建德反后势益大涨,准备邀请单雄信同事,作者赞他们之间的兄弟之情“莫教骨肉成吴越,犹念天涯好弟兄”。在第四十三回中,众位英雄到了瓦岗之后,为图大业,以信义定了次序。

除此外,作者又独树一帜的塑造了几个遵守伦理的女性形象。第一回,忠于陈主的凉郡夫人冼氏,在陈为隋破后,起兵保全四境,后得陈主诏书,谕以国亡,使之归隋,冼夫人北面拜谢后归隋。第四十九回,窦线娘与罗士信战场相见,互生情愫,在马上私定了姻缘,但却还要杨义臣的媒妁之言,以获得窦建德同意,后尽管圣旨欲为两人赐婚,窦线娘还是在父亲同意的前提下才来到宫廷。第五十六回中,花木兰因父年迈,女扮男装,代父从军。第六十回,因可汗求婚,木兰不敢有违,遂自刎,自刎前交待其妹代其为窦线娘传递书信,花又兰果然遵守木兰言语,最后与窦线娘同嫁罗士信。

虽然作者在小说中表现了对封建伦理的遵从和宣扬,但是《隋唐演义》中还有很多违背封建伦理的内容,而这些封建伦理的违背者主要是帝王将相,这些人在遵守伦理规范尤其是家庭伦理规范方面,没有起到万民表率的作用。在第一回中,“南朝刘裕,篡晋称宋,萧道成篡宋称齐,萧衍篡齐称梁,陈霸先篡梁称陈。”一个“篡”字打开了帝王将相不守封建伦常的序幕。小说中,杨坚尽管也是篡周得权,但因为隋成了一统局面,作者用了宿命论的观点来弱化其篡权的事实,“生坚时,母亲吕氏,梦苍龙据腹而生,生得目如曙星,手有奇文,俨成王字”,后有一天“头出双角,满身隐起鳞甲,宛如龙形”。杨坚之子杨广,面对独孤后的溺爱以及他出生时的异兆,也有了不甘人下之心:“我与太子一样弟兄,他却是个皇帝,我却是个臣子……除非设一计策,谋夺了东宫,方遂我一生快乐”,于是阳为孝谨,阴布腹心,又谋统兵权,结交外臣,招纳奇谋密计之士,以为羽翼,作者对杨广的作法这样做了评论:“直教豆向釜中泣,宁论豆箕一体生”。第二回中,杨广在字文述的帮助下,获得独孤后的怜爱,联合了杨素,夺得太子之位。但杨广至此还不算,又恐隋主第三子蜀王秀为患,密嘱杨素寻杨秀过端谮之。在第十九回中,杨坚病重,杨广看到父妃宣华夫人举止风流,态度娴雅,把平时妆饰的一段不好奢侈、不近女色的光景全都抛去,欲淫父妃,在杨坚知道杨广所作所为后,欲废杨广。杨广召集自己的一班佞臣,弑父夺位,并在新丧之时,与父妃宣华夫人,肆意交欢——一个典型的人面兽心、衣冠禽兽形象。在杨广面前无所谓伦理,无所谓纲常,所有的仅仅是自己的欲望。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杨广肆意妄为。

不仅仅隋炀帝杨广荒淫无道,李唐的子孙在此方面也不逊于他。六十四回,李渊之子李建成、李元吉趁李渊身体不爽、宫中静养之际,与父妃张、尹二妃饮酒作乐,一个活脱脱的杨广在世,作者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万恶果然淫是首,从教手足自相残。”他们在发现李世民以宫门挂带的方式给予警告时,首先想到的不是愧疚、自责,而是诬陷李世民以自脱,后李元吉借与尉迟敬德比武之机,试图槊杀世民。六十六回中,作者对李建成、李元吉嫉妒李世民功高的做法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人生最难事以家为国,父子群雄振起一时,使谋定计,张兵挺刃,传呼斩斫,不知废了多少谋画,担了无数惊惶,命中该是他任受,随你四方振动,诸丑跳梁,不久终归于殄灭。至于内廷诸事,谅无他变,断不去运筹处理,可知这节事,总是命缘天巧,气数使然。”但这也仅仅是作者的看法,并不能影响早几百年的李建成、李元吉行为。二人为除掉李世民,私自结纳妃嫔以通消息,值平阳公主会葬,宗戚大臣护送的时机,又欲鸩杀李世民,恰巧为飞鸣而过的乳燕遗秽而救,此计又不成,二人一方面阻止父亲李渊遣李世民于洛阳建行台,又极力收买、分散李世民身边文臣武将,以图孤立李世民,并招引亡命之徒。秦王面对“骨肉相残,古今大恶”,诚知祸已临近,但“意欲俟其先发,然后以义讨之,庶罪不在我”,也早就有了骨肉相残的想法,只不过为了寻求道义上的支持。兄弟间如此残忍,帝王将相一直鼓吹的伦理道德只是为了让百姓遵守,于己则大可不必。最终玄武门之变,李世民与其部将杀死李建成、李元吉。

探索《隋唐演义》的思想主题,其塑造了一些维护封建伦理关系的人物形象 第3张

李世民的后代也继承了其父违反伦理的基因,其子魏王李泰,恃己“有才能,有宠于帝,潜有夺位之意”,于是折节下士,密结朋党。太子承乾知觉后,为维护己位,在侯君集蛊惑下,准备谋反,结果被唐太宗废为庶人。在七十回中,“仁孝”的晋王李治被立为太子,值唐太宗因色欲太深害病入侍之际,见到父妃武才人,惊讶于武媚娘美色,意欲私之,因未得其便,但两人已眉目送情,后得武氏为李治盛水之际,二人交通感情,李治为表情意,并送九龙羊脂玉钩于她。面对李治无君无父之行,作者在七十一回中说:“情痴婪欲,对景改形,原是极易为的事;若论储君,毕竟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从幼师傅涵养起来,自然悉尊法则。不意邪痴之念一举,那点奸淫,如痴如醉,专在五伦中丧心病狂做将起来;反与民间愚鲁,火树银台,桑间濮上,尤为更甚。”唐高宗李治即位不久,即吩咐武媚娘束发,纳入宫中,封为昭仪,为固宠夺位,武氏杀己女,诬皇后所为,最终皇后废,武氏被立为后。自此,武氏日夜荒淫,僭乱朝政,与高宗同殿问事,不守妇道为甚。唐高宗因色患病,武氏日盼其早早归天,不仅继续与高宗淫乱,并且阻止御医诊治。对武氏的荒淫行为,作者说:“谚云饱暖思淫欲,是说寻常妇人;若是帝后,为天下母仪,自然端庄沉静,无有邪淫的。”高宗亡故后,武氏更加淫乱,这招致儿子中宗李显的谏奏,她恼羞成怒,废中宗为庐陵王。不仅武氏,唐中宗妻韦后也不是忠贞烈妇,她不仅玩弄中宗,又通武三思,且又谋废太子,以致太子李重俊先发制人,起兵杀武三思,但最终自身亦死于乱军中。在此乱中,安乐公主驸马武崇训被诛,唐中宗命武延秀为驸马,延秀为崇训弟,作者论及此不论行为道:“以嫂妻叔,伦常扫地矣!”韦后在私情暴露后,为使自己可以千秋万岁,鸩杀了中宗。对于宫闱间不守伦理,作者叹道:“从来宫闱之乱,多见于春秋时,然要皆未有如唐朝武韦之甚者。有了一个武后,却又有韦后继之。”李唐皇室的违反伦理行为到此还没有结束,唐睿宗即位后,太平公主畏忌太子英明,谋废太子李隆基,等到睿宗禅位于玄宗李隆基,太平公主又欲暗进毒,以谋弑杀李隆基,结果为李隆基抢占先机,太平公主被赐死,睿宗听到此消息,叹息还宫。唐玄宗即位伊始,励精图治,后好女色,为得倾国之色,博一生之大乐,强夺儿子寿王妃杨玉环,封为贵妃,杨妃亦是“风流水性,她也不以貌取人,只是爱少年,喜壮士”,与安禄山勾搭成奸,玄宗又与杨妃姊妹虢国夫人相狎。唐肃宗妃张后也甚不贤,离间唐玄宗与唐肃宗的父子感情。

帝王将相这些违反封建伦理的行为,不管是隋朝还是唐代,不管是亡国之君还是中兴之主,不管是王侯将相还是宫廷嫔妃,他们都在权与色的争夺中置封建伦理于不顾。此时什么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什么以孝治天下、万民楷模,一切皆是虚伪的面纱,一切都是用于民而己除外的愚民工具。作者在宣扬封建伦理的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揭开了这层面纱,这种对封建伦理的矛盾表现,不仅让人们看到了帝王将相内部弱肉强食、互相残杀的血腥画面,同时充分展现了褚人获对待封建伦理的困惑心态。

思想局限

从今人的眼光来看,《隋唐演义》思想上的局限有两点:首先,它不仅以大量篇幅直接进行封建伦理道德的说教,而且正面塑造了以愚忠求宠的王义、姜亭亭夫妇的形象。如小说花费大量的笔墨写王义夫妇怎样用头发做成“青丝帐”以谢“隆恩”,博得隋炀帝一笑。作者对这对愚夫愚妇的“品行”津津乐道,赞赏不已。又如,作者谴责了隋炀帝的暴政,却又不厌其烦地渲染朱贵儿等人以“殉节”报答昏君的故事。这表明,在作者的心目中,“忠君”是至高无上的道德准则,即使这“君”如狼似虎。其次,作品在总体结构上以朱贵儿、隋炀帝与唐明皇、杨贵妃的“两世姻缘”为副线,以欣赏的态度写了这两对情人的“爱情”,这也是书中的糟粕。封建帝王固然可以作为文艺作品的爱情主人公来描写,但隋炀帝、唐明皇之于朱贵儿、杨贵妃,与其说是“爱”,毋宁说是对没有任何人身自由的女性的玩弄,与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男女之间的爱情并不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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