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与朱高炽之间的关系如何？经历了什么样的发展？

朱高炽是明成祖朱棣的长子，明朝的第四位皇帝，永乐二十二年登基，年号洪熙。下面本站小编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相关内容。

实际上，自从朱棣成功登上皇帝宝座开始，这一对父子就已经开始了互相之间的猜忌、防范和冲突，当然，在压制和妥协下，双方最终是走向了合作，直到一方不在人世。永乐朝时，朱棣负责军国大事以及亲自主持对外开拓，在后方就需要一个能配合他执行最高战略且能完美处理日常政务的帮手。

朱高炽就是朱棣经过不断怀疑和考验后选出来的副手，两人之间的平衡是经过复杂的政治斗争和不断的妥协后产生的，朱棣在位的二十二年中，其中相当长一段时间都在北京组织亲征蒙古和修建新首都的事宜，而朱高炽就在南京予以配合。

朱棣毫无疑问是位比较强势的帝王，但再强势的帝王要实现自己设想中的功绩，也需要朝局的稳定和配合者，朱高炽是唯一有能力实现这一配合需求的人。两人在永乐朝的中后期已经形成了一种二元政治的格局，在这种格局下，朱棣是皇帝，也是主导者，朱高炽是监国太子，是辅助者。

朱高炽在位时间不到一年，实际上大部分理政时间都在永乐朝，不管他心中是怎么想的，是否对父亲朱棣制定的国策予以赞同，都被迫要跟着朱棣的指挥棒前进，即便他不那么赞同的“永乐盛世”也是他们父子俩联合打造出来的。

朱棣和朱高炽在永乐朝的最终合作，并非一开始就形成的，前期因为皇权天然的警惕心和储位之争有过不少互相之间的戒备和争斗，只不过朱高炽的政治能力和背后的支持者让朱棣不得不选择他为最终的配合者，这个过程中，朱棣是在矛盾中反复，而朱高炽或许是在怨恨中忍耐。

朱棣偏爱次子朱高煦，有意识配合他对朱高炽进行打压

朱棣和朱高炽的合作早在“靖难之役”中就出现了，朱棣在外征战，朱高炽在老巢北京守卫，主持后勤工作，当时朱棣因为跟随在身边的次子朱高煦和三子朱高燧的挑拨，一度差点杀掉朱高炽，根据《明史》中的记载：

先是，郡王高煦、高燧俱以慧黠有宠于成祖。而高煦从军有功，宦寺黄俨等复党高燧，阴谋夺嫡，谮世子。会朝廷赐世子书，为离间。世子不启缄，驰上之。而俨先潜报成祖曰：“世子与朝廷通，使者至矣。”无何，世子所遣使亦至。成祖发书视之，乃叹曰：“几杀吾子。”

在此期间，朱棣身上对权力的警惕性超过了父子之情，而且朱棣本来就更喜欢次子和三子，在“靖难之役”中，因为次子朱高煦勇猛作战，屡立大功，朱棣还曾亲口对朱高煦许诺，将来立他为继承人，可以说是亲自滋长了朱高煦的野心。

朱棣登基后，也因此并没有马上确定皇太子的人选，考虑时间接近两年，期间文官集团四次上书要求册立皇太子，但朱棣一直在犹豫，心中倾向于次子朱高煦，但来自文官集团的阻力又太强大，朱棣已经用暴力的方式打破了朱元璋制定的传承礼法，也不好在地位还不稳固的情况下再做一次。

好在，朱棣除了偏爱次子朱高煦外，还极其喜爱朱高炽的长子朱瞻基，或许在朱瞻基身上看到了未来，朱棣最终还是同意了群臣的建议，册封朱高炽为皇太子。对于朱高炽来说，册封皇储一事的结果是好的，但过程却肯定会让他对父亲有怨言。

不过，朱棣在册封皇储过程中的犹豫也让朱高煦坚定了争夺储位的决心，把朱棣在皇储之位尘埃落定后，因感觉到对朱高煦的愧疚而给予的厚待和纵容当成了朱棣依旧有意让自己做皇储的象征，不断对朱高炽及其支持者发动进攻。

整个永乐朝期间，支持和辅佐朱高炽监国理政的官员中不断有人被朱棣逮捕下狱，如陈寿、马京、许思温、王汝玉、解缙、蹇义、杨士奇、杨溥等，其中包括解缙在内的内阁首辅甚至被迫害致死，起因大多就因为四个字：“以汉王谮”。

朱高炽在永乐朝的大部分时间内是面临着父亲和兄弟的联合针对和打击，处境是相当困难，好在朱高煦自己作死，积极准备武力夺权被朱棣发觉，一度差点被废为庶人，后虽然逃过一劫，但终于在永乐十五年被遣送到山东就藩，少了朱高煦在京城的煽动，朱高炽才稍微好过了点。

皇权天然的警惕性让朱棣不放心朱高炽，不断予以警告和打压

朱棣既然是皇帝，对皇权的看重自然超过亲情，他又因为要亲征蒙古长期在外，政务需要全部委托给监国太子朱高炽，对于太子是否会威胁到自己的皇权就更加警惕。朱棣每次出征前都要赋予朱高炽相应的理政权力：“惟文武除拜，四裔朝贡，边境调发，上请行在，余常务不必启闻”。

但朱棣又不断给予限制，规定：“凡百官朝谒东宫，偕进偕退，不许独留私见 ”，防止百官和朱高炽私下勾结，见面必须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进行，需要有专门的记录人员，内阁首辅解缙就是因为违反了这一条，被汉王朱高煦告发后被捕：

永乐八年，缙奏事入京，值帝北征，缙谒皇太子而还。汉王言缙伺上出，私觐太子，径归，无人臣礼。帝震怒。逮缙下诏狱，拷掠备至。

朱棣在赋予朱高炽监国大权的同时，依旧把包括对功臣犯罪的处理权限、高级官员的任免权限、军队的调遣权限在内的人事权和军事权牢牢地抓在手中，不允许朱高炽越雷池一步，并命令六科官员要将朱高炽处理政务的情况按月记录，每件事都要注明前因后果，然后向他上报。

永乐七年，朱高炽因为看不惯朱棣宠臣刑部尚书刘观的贪婪性格，仅仅是对刘观予以斥责，就遭受到在外征战的朱棣的严厉批评：“文武群臣皆联所命，虽有小过，勿遽折辱，亦不可偏听以为好恶”。绝不允许朱高炽随意动自己提拔看重的大臣。

在朱棣的严密防备和打压下，朱高炽既要妥当的处理国家大小政务，又要给朱棣的亲征做好后勤辅助，还要小心谨慎的按照朱棣规定的框架来理政，担心越权引起朱棣的不满，朱高炽只能小心隐藏自己的想法，和朱棣见解不同时也只能妥协，一度还因为朱棣的批评：“忧惧成疾，面无人色”。

但朱棣和朱高炽父子既然做了一定的政治分工，朱高炽又是法定的下一任皇帝，也就不可避免的会有追随者聚集在身边，即便朱棣有意的清除掉一部分，也还是阻止不了朱高炽势力的加大，而且朱高炽为了保护自己的拥护者的安全，有时也会被迫和朱棣对上。

如朱棣宠臣都察院左都御史陈瑛，因弹劾勋贵、大臣数十人成为朱棣手中的一把刀，凡是朱棣看不顺眼的官员，都是由陈瑛站出来发动攻击，朱高炽对陈瑛就极其厌恶，为保护自己的支持者不被陈瑛所害，不惜在朱棣面前表现出这种情绪，或许是陈瑛公愤太大，也或许是要安抚朱高炽，朱棣最后放弃了陈瑛：

时太子深恶瑛，以帝方宠任，无如何。久之，帝亦浸疏瑛。九年春，瑛得罪下狱死。

朱棣和朱高炽父子就是在这种互相需要又互相防备的氛围中分工合作，朱棣手握皇权大棒占据绝对优势，朱高炽在合理的范围内予以一定的反击，支持者也越来越多，好在朱高炽的理政能力远远超过两个弟弟：“东宫监国，朝无废事”，朱棣找不到合适的替代者，也只能在更加严密的监视中听之任之。

朱高炽无可替代，朱棣既矛盾，又必须妥协

朱棣执政时期想干完的大事实在太多，亲征蒙古、经略安南、修建新都、疏通运河、下西洋等等，要办好这么多事，涉及到大量的关于后勤、营建、漕运、水利、人员调配等方面的协调、管理和组织，一个执政能力强的监国和文官集团的配合是少不了的。

特别是在永乐十五年后，朱棣看出来次子朱高煦除了崇尚武力之外，文治上面的能力实在太差，三子朱高燧只擅长阴谋，连次子朱高煦都不如，朱棣打造盛世的最合适配合者只有长子朱高炽，可又担心监国太子的权力对自己产生威胁，因此，在永乐朝后期，朱棣一直是在矛盾中反复。一方面要继续打压朱高炽，一方面又要被迫放权。

比如永乐七年时朱棣规定朱高炽监国的权限：“内外文武大小官员有犯，所司具启准问者问之”，到永乐十五年，次子朱高煦被赶出京城后，没有了牵制朱高炽的人选，朱棣马上加大限制，改为：“内外文职官员有犯，五品以下方准太子收问，四品以上须向朱棣奏闻”，不但去掉了朱高炽管辖武臣的权力，还限定了管辖文臣的品级。

并且，朱棣还安排最信任的密探胡濙(专司调查建文帝朱允炆下落)调查朱高炽是否有不轨之举，好在胡濙心属朱高炽，只报告朱高炽做的好事，朱棣才逐渐对朱高炽放心。在不断的限制、监视、试探后，随着年纪的增大，疾病的增多，长期在北京顾不上朝中之事的朱棣开始放大给朱高炽的权限。

永乐十八年，朱棣给朱高炽表示：“中外庶务悉付尔处决，军机重务则令五府六部商议至当，启汝而行，不必奏来”。但转头又把朱高炽的主要支持者杨士奇、蹇义、吕震等高级官员下狱，虽然只关押了十天就释放出来，可朱棣的矛盾心态也展露无疑，国事已经离不开朱高炽，皇帝的疑心病也还继续存在。

永乐二十一年，同样觊觎皇位的朱棣三子赵王朱高燧试图毒死父亲夺位的阴谋被揭发，朱棣极度愤怒之下，也只能无奈的认可了继承人只能是朱高炽的事实，在第五次亲征蒙古的途中，甚至表示出了准备退休的想法：“东宫历涉年久，政务已熟，还京后军国事悉付之，朕惟优游暮年，享安和之福矣”。

不管朱棣所说是否真心，实际上在这时，因为汉王朱高煦和赵王朱高燧先后退出了明面上的储位争夺，朱高炽又长期代表朱棣在朝中处理国政，大小官员都认同了朱高炽这个监国，即使是朱棣的心腹也因为朱棣的身体，不太乐意再做限制朱高炽的刀，监国太子已经无可替代，永乐二十二年，朱棣病逝于北征归途，朱高炽顺利继位。

纵观朱棣和朱高炽父子两人之间的合作和斗争，除了皇权天然的防备一切外，两人的性格和执政思路的不同也是矛盾主因，朱棣的皇位是篡夺而来，得不到天下大多数读书人的认可，急切需要做出政绩，偏偏他的四处出击的国策也是读书人深恶痛绝的，为了打击他们的抵制心理，朱棣在对待臣下的态度上是以严苛为主。

而朱高炽既然在去世后被官员们将谥号定为“仁宗”，可见性格上是比较和谐的，在对待臣下的态度上主张以宽仁为主，从前文说讲的左都御史陈瑛的事件上就能看得出来父子之间的矛盾，朱棣崇信陈瑛，利用他的弹劾能力打击不服，朱高炽却对陈瑛厌恶无比，甚至公开指责陈瑛是“无异蛇蝎”。

朱棣要开创远超前朝的功绩来证明自己，朱高炽却更倾向于在有限的财力下尽量守成，特别是到永乐朝后期，随着汉王朱高煦和赵王朱高燧的没落，支持他们的武勋集团也随着没落，支持朱高炽且也赞同守成的文官集团崛起，朱棣已经无法彻底压制朱高炽和他的想法了，除了利用皇帝的权力时不时把朱高炽身边的臣子给抓起来关上几天，什么事都做不了。

朱棣死后，朱高炽把朱棣制定的国策几乎全面停止，让长城边和在安南的军队全线采取防守态势，停止下西洋，给“靖难之役”后受迫害的建文帝支持者平反，甚至准备还都南京：“将还都南京，诏北京诸司悉称行在，复北京行部及行后军都督府”，都已经开始安排皇太子朱瞻基去南京居住，要不是朱高炽死得早，朱棣耗费巨大的迁都估计要给颠覆。

朱高炽在执政期间的短短九个月内，丝毫不顾忌“子改父”的不孝做法，迅速的把朱棣执政时期没做完的事全给推翻，除了他的执政思路确实和朱棣有矛盾外，长达二十年被监视和打压的皇太子生涯中产生的怨恨恐怕也是主要原因，不过，因为朱高炽做皇帝时间太短，做监国太子的时间却很长，长期配合和辅佐朱棣执政，虽然打下了“仁宣之治”的基础，可也洗脱不掉他和朱棣共同打造的“永乐盛世”之中的痕迹。